《芝罘——米怜秘史》：海市蜃楼、写作魔术与乌有之书

《万松浦》创刊号 实景拍摄

《万松浦》内页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兵

《芝罘——米怜秘史》是一部富有智性、颇见才学，甚至可以说是“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的作品，也是新世纪先锋文学的重要收获。

小说以芝罘为背景。芝罘是烟台旧称，古为东夷族地，唐代时置登州、莱州，辖区历代不乏变动，但大致在今烟威一带。由于独特的海洋地理区位，登州自古即为我国重要港口和军事要塞，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堪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北方门户。19世纪中叶，登州口岸（后改为烟台）开始对外通商，芝罘一带更是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碰撞的大舞台。先后登陆登州的狄考文、倪维思、郭显德等西方人虽以传教为业，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半岛的现代化进程。登州长老会女子寄宿学堂、登州文会馆、登州启喑学馆、毓璜顶医院先后创办，西洋花边编织技术乃至后来驰名全国的烟台苹果等也被引入。《芝罘——米怜秘史》讲述的正是这段精彩的中外交流史。芝罘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地名，也承载着多重文化隐喻，印证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米怜秘史”自然是由“米怜”引起话头。历史上，米怜确有其人，他集牧师、翻译家、作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813年，米怜和妻子经由澳门抵达广州，师从马礼逊。两年后，他带着家人和华人助手梁发迁居马六甲。米怜与马礼逊共同创办了近代史上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英文季刊《印中搜闻》，这两份刊物堪称西学东渐的桥头堡，是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一道窗口，对中国近代报业和出版业影响甚大。1818年，米怜创立著名的英汉双语学校英华书院，并任首任校长。他用中文创作了白话小说《张远两友相论》，融合章回体和对话体，后经不断改写、修订，在19世纪的中国民间广为流传。1822年6月2日，米怜病逝于马六甲，年仅37岁。他一生未曾到过山东半岛，不过1860年代后那些齐聚登州的西方人堪称米怜的后来人，他们为米怜所鼓舞和激励，在小说中“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写作接力”。登州文化的纯朴、宽厚和包容，给了西方文明生长的空间。西学对中国传统提出了挑战，也激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热望，烟台一地为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个案，这页历史值得铭记，《芝罘——米怜秘史》的意义亦在其中。

小说整体采用一种“百科全书式叙事”的手法，去除了叙事的边界，把历史、传记、书信、图示、诗歌、回忆录、游记、行状、经书熔为一炉，对千百种文献材料进行反复的采集、利用、重述、互文，并融入个人的感发与参悟。同时，小说遍布各种后现代的、后设的叙事机巧，阅读它是有相当挑战性的，但倘读者静下心来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开放和实验的写作立场，悬疑与趣味兼备的语言风格，构成了如登州海市一般引人入胜的叙事“蜃景”——我们都知道海市蜃楼是一种光学幻景，而来自实物的折射。小说一方面如万花筒般包罗万象，极具叙事的延展性，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一本书召唤出另一本书，一桩事牵连起另一桩事，近乎无垠；另一方面，小说又始终保持精警的智性，叙事者在模仿中颠覆，在寻觅中逃逸，在继承时反讽，暗含着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现实关怀。

瓦当的努力让人想到乔伊斯，想到艾柯，想到品钦，想到中文世界的张大春、李洱。张大春曾经说过：“米歇尔·傅科独特的‘考古学’策略则使一个充满分歧性、偶然性、不规律性和特异性的历史有了另一种被发现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问历史是‘从如何到如何’，而代之以历史是‘为什么被书写为如何’的话。”《芝罘——米怜秘史》也引发我们作同样的思考。阅读这样的仿历史叙事的作品，不妨抱持卡尔维诺“悬置怀疑”的心态，不必一一证实或证伪作品里的人与事，而是尝试理解文本中假定的历史、现实层面和文本之外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借此感受叙事的愉悦。

赵月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月斌

《芝罘——米怜秘史》全本38万字，《万松浦》创刊号刚刚发表的只是17万字的节本，虽然不及完本的二分之一，也足以看出这是一部蔚为大观的非常之作。尽管先锋已被遗忘，甚至早已有人宣布“小说已死”，小说家瓦当似乎并不信邪，用一部气象森然的作品维护了现代小说的尊严。

从整体形制上看，这是一部打破了小说界限的“反小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宣称的：“本书系《米怜秘史》的汇编汇校本。”它依托于子虚乌有的《米怜之书》，及其所谓“芝罘本”、书信体《芝罘来鸿》，异名本、诗体《芝罘：十九世纪的海市蜃楼》乃至注疏，以“米学”专著的形式，构成了一部披着学术外衣的超小说。所以我们看到的小说文本，不再是遵循传统叙事模式的完美故事，而是一部从头到尾都不像小说的小说：它没有完整的闭合式情节，没有贯穿始终的典型化人物，甚至少有为正统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毛绒绒的细节”，通篇看去，它只是以“芝罘”为引线，借助来华宣教的传教士、“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串连了晚清至今的诸多历史事件，当然也不乏别有兴味的情境线索，但是掺杂其中的故事往往隐而不彰——作者似乎并不致力于起承转合、头头是道的仿真叙事，而是以一种言不凿空的史家笔法，呈现了一部“无一字无来历”的“满纸荒唐言”。显然，这是比不足为凭的“小说家言”走得更远的虚构文本。就像贾宝玉喜欢杜撰伪书假话，克尔凯郭尔、佩索阿热衷于伪造异名作者，《芝罘——米怜秘史》中那些理据兼备的前驱文本，那些有名有姓原始作者、汇编者，那些孜孜矻矻的考据、注释，也不过是作家瓦当制造出的一层又一层叙事圈套——他以反小说的方式写了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一部包含了无数小说的小说。

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小说的建制……原则上赋予了小说诉说一切和打破规则的力量。”《芝罘——米怜秘史》便是一部有意挑战“规则”的冒犯之作。单就文本结构而言，这部书采用的是“准学术体”：全书主体是五卷仿圣经体的正文，其中穿插引述了瓦西里当、王韬等人的诗歌、笔记、日记、书信文本，还零散嵌入了博物学形式的“资料卡片”，正文中还包含了夹注、页脚注释。此外，正文之前除了一个说明，还有一篇详尽的前言和三个不同时期的序言，正文之后的附录是两个参证文献。仅从形式上看，这部体制完备的学术体小说几乎把各种文体形式一网打尽，或者可以说，瓦当借用非小说的语言，化用他人的“二手文字”，写成了一部瓦尔特·本雅明曾经梦想的全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通过对假托的“前驱文本”的移植改造，瓦当的作品打破了小说的旧垒，在自由驰骋的海市蜃景中“诉说一切”，甚至为所欲为，他的“芝罘故事”亦因此无边无涯，拥有了心怀异象的正大仙容。在这里，很可能看不到圆满，反而多见碎片和破绽，但是这些碎片和破绽，大概就是作者留下的微小端口，可以让我们随便翻开一页，就能发现九州之外的九州，看到“芝罘”之外的“芝罘”。

《芝罘——米怜秘史》还采用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化写作，文本风格类似于《哈扎尔辞典》和《尤利西斯》。小说的时间线起于十九世纪初，止于二十世纪二战结束之后，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写起，一条主线叙述米怜、麦都思等早期传教士在中国南方的传教活动，以及郭实腊、文考迪（以狄考文为原型）、倪维思、韦廉臣等在以芝罘（登州）为中心的事迹行传，由此因缘际会带动和他们发生种种关联的梁发、王韬、洪秀全、康有为、李鸿章、孙中山等本土人士，进而演绎了从捻军、太平天国起义，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在维县设立乐道院集中营，这一系列结点性的历史大事件，这条副线连接出了小说的深厚背景，也是支撑“芝罘故事”得以成立的坚实骨架。由此我们才会明白，芝罘——Chefoo，这个米怜从未去过的神秘之地，之所以会在他的梦中绽出金色花朵，就是因为，无论是若望还是玄明，无论是瓦西里当还是瓦当，他们都能像庄子、王韬和柯勒律治一样穿越梦境——手持出离凡尘的芝罘之花。

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瓦当（小说家、诗人）

顾广梅

瓦当

顾广梅（以下简称：顾）：细读《芝罘——米怜秘史》，特别惊异的是作为70后的重要作家，瓦当兄在写作内容和表现领域的选取上，似乎发生了明显变化和迁移。您早期的几部作品，《到世界上去》《多情犯》《漫漫无声》在当代文学界都有不俗的反响。可以说，写作主体的生命经验或者生活经验，是早期写作的主要依据。但这部长篇新作显然是从间接经验中找到写作的出发点，铺展衍化成写作的全部内容。不知您自己怎样理解这样的变化？

瓦当：生命与生活经验固然通常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但也难免有穷尽和雷同之虞。诚如广梅兄所说，这部《芝罘——米怜秘史》可能更依赖于间接经验，或者说知识经验。这种变化是我个人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不仅仅可以写自己，写当代现实生活，还可以写更遥远更广博更深沉的存在，这是对我个人写作疆域的大大拓展，也是在写作难度上的极限挑战。

顾：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不同寻常的质地，或许就是它对现代叙事传统的某种反叛和超越。小说家回归到写作者的身份，在迷宫般的后现代主义虚构叙事基础上，自由魔变出一个奇妙有趣的“后知识”文本，其中囊括了人类学知识、历史知识、宗教知识、东西方文化知识乃至写作史知识等等，知识与叙事相谐相成，非虚构与虚构，理性与感性，形而上与生命实感交织汇聚。这使我想起一个可类比的文学史现象，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作家，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都在虚构型叙事之后，有过转向民族志书写的经历。如果说这几位作家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寻找和还原，是转向民族志书写的主要原因，那么您的“后知识”文本的书写动力和源泉是什么呢？

瓦当：知识文本背后如果没有生命情感驱动，一定不足以动人。如果不是偶然来到芝罘，随后又长期生活在芝罘，就不会有这部长篇小说。我像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一样，作为一个异乡人来到芝罘，也因此与他们不期而遇。这种相遇激发了我“知识考古”与“灵魂推理”的癖好，也与自己长期以来对知识史的关注形成共鸣。芝罘所在的胶东半岛属于东夷古地，历史上与中原文化大有不同。小说涉及许多偏僻的、真假难辨的知识，既是出于主观上陌生化写作策略的考虑，也是描绘东夷古地独特的深层文化肌理所需要的。

顾：这个“后知识”文本还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书写特质，鲜活呈现了“芝罘”也就是老烟台近代以来的历史风云、地理风貌、人情风俗。小说一边执着书写地方、书写本土，一边保有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交流写得曲折生动。请问您在写作中是有意识地追求这样鲜明的地方性和鲜明的世界性相融合的质地吗？

瓦当：芝罘虽小，但确实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地方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非常好的样本。套用一种煽情的句式，这部作品是我献给芝罘的一件用心的礼物，一部深情的情书。芝罘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多重文化交织的隐喻与象征之物。

顾：每一部书都期待召唤着理想读者，这部奇书也不例外。想要更好地品咂、领悟奇书之奇妙处，读者是不是需要放弃自己的“前知识”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书中众多类型的知识相碰撞呢？您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什么样子的？

瓦当：我心目中的理想读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学爱好者，因为这是一部用汉语写成的世界文学作品。可能需要一定的世界文学经验，才容易进入。另外，最好对文化史或知识史有一定的兴趣，这样会在阅读中有更多会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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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期刊编辑部

图：xiahaitao

编辑：橙皮